6月8日，美国国防部更新“中国军工企业清单”，阿里巴巴、比亚迪、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188家中国企业被纳入其中。美国国防部称，未来还可能继续将更多企业加入名单。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又盯上了中国的印制电路板（PCB）。6月3日，美媒报道称，中国制造的PCB正在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报道甚至危言耸听称，如果PCB被植入恶意元件，最坏情况下可能导致导弹飞行中失效。
美国选择打压对象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美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如今是中国在强调开放合作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如何看待中美角色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一书的作者李巍在接受长安街知事专访时表示，美国针对中企的打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结果。“国家兴衰取决于产业兴衰，产业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级企业兴衰。”在科技、产业与安全日益交织的时代，企业正在成为理解大国竞争的一把关键钥匙。
大国竞争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知事：过去我们讨论国际竞争，更多关注军事、外交领域。您这次把观察对象放在华为、台积电、三星、苹果这些企业身上。为什么您认为今天研究大国竞争，要从超级企业入手？
李巍：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大国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但二战后，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以后，大国之间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大幅下降。进入21世纪，大国竞争越来越集中于科技、经济和产业领域。
而超级企业正是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最重要的载体。科技最终要通过产业落地，产业则依托企业发展，因此超级企业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行为体。
与传统企业相比，超级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追求利润，还能服务国家安全和国家权力目标。它们既能创造巨额财富，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例如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其技术突破甚至能够直接影响战场上军事力量对比。
帕兰蒂尔公司人工智能系统演示的屏幕截图。图源：环时深度观察援引BBC
从历史上看，国家兴衰取决于产业兴衰。英国、美国皆由工业革命崛起。在产业高度集中的今天，产业兴衰越来越取决于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和领航企业，也就是我所说的“超级企业”。
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在多个战略产业中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企业。
“心中有敌，则天下皆为敌”
知事：这些年，美国总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从华为到中国电信运营商、人工智能企业，再到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被贴上“国家安全”标签。美国选择打压对象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李巍：过去几年，美国对华竞争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从过去侧重关税、汇率等宏观层面的博弈，转向对具体企业的精准打压。
2018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另一方面，开始全面打压华为。相比贸易战，针对华为的行动更具有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大国竞争开始深入到企业层面。
华为 资料图。图源：人民日报
美国选择打压的对象通常有两个特征：要么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要么是对美国形成实质性竞争挑战的企业。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企业在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和技术水平上全面超越其本国企业。
与此同时，21世纪技术发展还带来了一个客观趋势，就是军民技术边界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技术都可能产生安全外溢效应，这是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这种趋势会被进一步放大。随着美国对自身相对衰落的焦虑感增强，其不安全感也在上升。
正所谓“心中无敌，则无敌于天下；心中有敌，则天下皆为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会倾向于从安全视角审视越来越多的中国技术和产品。
中国最被外界低估的是学习能力
知事：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加强技术限制，但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应用却在快速发展。中国为什么能够撑住美国一轮又一轮的施压？
李巍：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能够扛住技术打压，一个重要基础是上世纪末启动的高等教育扩招，培养了数量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和工程师队伍，从根本上提升了几代人的整体素质，为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更重要的是，大学扩招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入世让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市场，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大学扩招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两者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最终塑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独一无二的制造业生态体系。
第二，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
这一点可以与日本形成对比。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创造经济奇迹，但在面对美国压力时，往往缺乏独立决策空间，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政策调整。
中国则能够基于自身国家利益，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应对外部压力。这种独立自主，是中国能够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能够承受外部压力，也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性格有关。
中华民族经历过长期磨难和挑战，形成了坚韧不拔的品格。面对外部压力，往往能够百折不挠、越挫越勇。
去年美国发动关税战时，很多国家选择妥协和让步，而中国能够坚持自身立场，坚持长期目标。这种韧性，也是中国能够持续应对打压的重要原因。
4月14日，国产汽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等待装船出口（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知事：很多年前，大家提到中国制造，想到的是代工厂；今天提到中国制造，想到的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您觉得中国产业升级最被外界低估的是什么？有没有哪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但很多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
李巍：我认为，中国最被外界低估的是学习能力。
平心而论，晚清以来的积贫积弱、长期战乱以及外部封锁，使中国工业化起点并不高。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向世界学习，并在产业领域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上，更体现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能力。华为就是典型案例。它最初是技术的学习者和追赶者，但经过长期积累，最终走到了5G技术前沿。
这看似是“一不小心”站到了最前沿，实际上是长期学习、持续积累的结果。
我经常说，中国产业升级要感谢两家美国企业：一家是苹果，一家是特斯拉。苹果带动了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业链在中国全面崛起；特斯拉则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追赶特斯拉的速度非常快，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制造整体能力的提升。
但我也想提醒，虽然我们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我们不能把事关国家兴衰的重大科技进步都寄托在“弯道超车”上。毕竟人类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多弯道可走，我们还是要打磨坚实的“内功”和硬实力。
中国正朝着“一代宗师”的方向发展
知事：近来，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和智库学者开始出现一种有趣的评价，说“中国成了屋子里唯一的成年人”。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今天反而是中国在强调开放合作、多边主义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即便“脱钩”“去风险”这些词频繁出现，许多跨国资本依然扩大对华投资，各国领导人也争相访华。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和吸引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巍：据我观察，美国在多个领域都呈现出大国衰落的一些症状。
首先，美国正处于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中。我在《产业政治》书中反复讲到的“技术安全化”，本质上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
其次，美国正在频繁出现“战略失态”。这种状态反映出其战略上的不自信、迷茫，甚至草木皆兵，也表现为缺乏清晰稳定的战略方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表现得更加沉稳，更有战略定力。如果把国际体系比作一个武侠江湖，中国正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一种“大侠”的沉稳与自信，并朝着“一代宗师”的方向发展。
我一直认为，中美竞争的关键并不在于谁能直接打败谁。中美都是超大规模国家，彼此都很难彻底战胜对方。真正的关键因素是第三方国家，也就是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因此，中国不必与美国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争取更多国际伙伴。如毛主席所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今年，加拿大、英国等国领导人时隔多年后访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与我们保持密切往来，澳大利亚等国也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争取第三方支持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月30日，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参观豫园。图源：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能够为技术创新企业提供成长和调整的空间。
中国市场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持续吸引全球资本和产业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美国推动“脱钩”的压力。
不能像对待美国一样对待欧洲
知事：除了美国，欧盟内部近期也出现对华“去风险”的声音，并酝酿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这将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带来哪些压力？从政府到企业，我们应如何应对？
李巍：如果说地缘政治领域存在“中美俄大三角”，那么在经济领域，今天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中美欧大三角”格局。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加强与欧盟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拥有成熟且高端的最终消费市场。当前，欧盟正面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重压力，在很多问题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欧盟总部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因此，对于欧盟内部出现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我认为应对此保持战略耐心和必要理解。欧盟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对美政策来处理对欧关系。
对美国，我们往往采取对等反制；但对欧盟，则应坚持合作优先、妥善管控分歧。当然，如果涉及中国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和国家尊严，中国也必须作出坚定回应。
对于企业而言，欧盟依然拥有大量值得学习的优秀企业和先进技术。无论是空客、大众还是西门子，仍然是中国企业的重要学习对象。
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在欧洲市场的本土化经营能力，加强投资布局，增强融入当地市场的能力，更好地扎根欧洲。
总体而言，处理好中欧关系，不仅有利于双方发展配股票配资网，也有助于中国在应对美国经济霸凌时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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